“他不是N號房陌生人。”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德國的性判決書中，這一點反複被提及。版加
2026年4月14日，密群28歲的組中中國籍男子Zhongyi J（以下簡稱鍾某）因兩項謀殺未遂、七項嚴重強奸以及侵犯個人隱私等多項罪名，侵暗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零3個月。N號房受害者，德國的性是版加與他相識、同為鄰居的密群女性。
在長達一年的組中時間裏，鍾某利用高劑量麻醉劑對女友實施了至少8次強奸，侵暗甚至在受害者數次呼吸驟停、N號房瀕臨死亡的德國的性情況下依然沒有停止暴行。更值得關注的版加是，這一犯罪並非孤立個案。調查發現，鍾某活躍於一個名為“德國駕校”的加密群組，群內成員以隱晦暗語交流，對女性實施侵害的過程被記錄、傳播，甚至被總結為可模仿的“經驗”。
這不禁讓人想起幾年前韓國一場26萬人參與的集體“性侵”——聊天室放未成年人淫穢視頻，26萬人看直播。震動韓國社會的N號房事件也展示出類似的犯罪結構：借助加密聊天工具，施害者通過誘騙、威脅等方式控製受害者，並將性侵過程轉化為可傳播、可交易的影像內容。
公開資料顯示，該事件涉及超過26萬名付費或圍觀用戶，受害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最小年齡受害者為年僅11歲的小學生。主犯趙主彬曾擁有良好的學業背景，曾任學報編輯部編輯局長，卻在匿名平台中構建出一套以性剝削為核心的地下秩序。
精英身份下的信任陷阱
在德國“N號房”案件中，施害者並未以典型的“危險”麵目出現。
被告鍾某自2022年起與受害者居住在同一棟住宅內。2023年，兩人發展為戀人關係，並長期往來密切，也為其後續行為提供了進入更私密空間的可能。
鍾某以中國留學生身份於2023年抵達德國慕尼黑，進入一所全球知名的頂級學府攻讀機器人學碩士學位，擁有清晰的學業路徑和體麵的社會形象。
在案發前，鍾某在旁人眼裏幾乎是完美的代名詞。他有著專業的學術背景，甚至鄰裏間也維持著一個溫和、體麵的形象，幾乎沒有任何異常跡象。
類似的路徑，也出現在另一位受訪者周雨（化名）的經曆中。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無論是小學、初高中還是大學，周雨都曾遭到熟人猥褻。“到目前為止，對我做出過猥褻行為的有三人：表叔、親哥，還有一個是聊得來的老師的朋友。”
“外人對他的評價還不錯。”周雨回憶，那名施害者同時也是一名機構的招生老師，穩定的職業身份與他人評價，讓她最初放下了警惕。
在這些看似彼此獨立的個案中，一個相似的前提反複出現：施害者往往擁有某種“被社會認可”的身份——學生、教師、親人，或是被視為前途可期的“精英”。
這種身份不僅降低了他人對風險的預判，也為其進入更私密的關係提供了正當性。
當信任成為進入關係的通行證，暴力往往不再以突發的形式出現，而是在日常互動中被一點點嵌入。
在心理學視角中，這種反差並不罕見。西南大學心理學部心理谘詢研究與培訓中心主任楊發輝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像鍾某這種高教育水平和穩定社會身份的人群犯罪，更像心理學家榮格所說的人格麵具僵化。一個人在社會中越是依賴穩定、體麵、可被認可的身份形象，這種‘外在自我’就越可能被固化。人格麵具背後會壓抑一些陰影，包括壓抑的部分甚至人性的惡。”
楊發輝進一步解釋，在關係層麵，當信任被建立之後，個體的邊界感往往會隨之降低，對異常信號的警惕也會被削弱，從而更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接受或合理化對現實的偏離。
熟人作案
“既感到羞恥，也缺乏證據。”周雨說。
在德國“N號房”案件中，這種由模糊與不確定構成的經驗，使得熟人猥褻案件難以被確認，也難以被講述。不同於以對抗力為特征的暴力形式，施害行為往往嵌入在既有關係之中，使其難以被及時識破。
在2024年數月時間裏，鍾某多次在受害者毫無意識的情況下實施性侵行為，並將三種強效鎮靜及麻醉類藥物混入飲品中，使對方長期處於昏迷或接近昏迷狀態。
綜合媒體報道，慕尼黑重罪法庭認定，28歲的被告鍾某至少七次在其伴侶失去意識時實施強奸。主審法官馬庫斯·科彭萊特納（Markus Koppenleitner）表示，其行為“極其蔑視人類和女性，令人發指”。法院同時認定，被告在多次造成受害者呼吸停止的情況下持續施暴，已構成殺人意圖。
在這一案件中，受害者在反複失去意識與記憶斷裂中，逐漸失去了對現實的確認能力。
根據公開資料，德國警方調查顯示，一個以“德國駕校”為名的加密網絡中，多名成員分享下藥、拍攝與規避風險的經驗，使性侵行為在群體中被模仿與複製。居住在法蘭克福的團夥頭目張“大鵬”（代號）是最早被警方逮捕的成員之一。2021年，張大鵬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摻入鎮靜劑後實施性侵，並使用手機及運動相機記錄過程。此後，張大鵬又對多名女同事下藥並實施強奸。
另一名成員，來自柏林的學生童某，於2025年8月被判強奸罪。他曾在一次約會中給一名女子下藥並強奸了她，還拍攝了犯罪過程。此外，他還利用安裝在浴室的隱藏攝像設備長期偷拍多名女性，其在聊天群的昵稱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案件曝光後，相關犯罪手段甚至進一步演化。嫌疑人張大鵬開始以尋找轉租公寓的女性為目標，在看房過程中直接實施藥物控製和侵害。四名受害女性均保留記憶，並向警方報案。2024年11月，他最終被捕。
從鍾某的親密關係，到同一網絡中以社交、工作乃至陌生接觸為掩護的行為路徑，可以看到一條逐漸外擴的路徑：利用關係降低警惕，在缺乏對抗的情境中完成控製。這也使熟人作案不再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親緣或熟識關係。
暴力也出現在更多未進入司法程序的日常經驗中。
許寧（化名）回憶，從幼兒園時起就非常抗拒穿裙子。“因為那時幼兒園就有男生開始會掀女生的裙子。”遭遇過熟人性騷擾的她，兒時的噩夢回憶一直糾纏著她的記憶。
“小學時被我表哥按在床上親吻，當時我很抗拒，一直掙紮，他一直按著我。之後尤其是青春期，我對親密邊界特別敏感，和爸爸、弟弟單獨待在家時會不適，甚至做夢夢到被侵犯。”
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創傷後應激障礙相當嚴重，從幼兒園開始每個人生階段，從親人到路邊的陌生人，都經曆過不同程度的言語和身體冒犯。一個人走在街上都會緊繃，如果路邊有陌生男性對我說話或者在背後有什麽大動作，我都會嚇得尖叫”。
許寧看到家裏的小外甥女和她小舅舅單獨待在房間時，“我會非常在意甚至反胃，敲門把他們喊出來”。
楊發輝指出，受害者選擇沉默並非單純的個體選擇。“除個體性格差異，還與社會文化結構有關，比如羞恥感，以及環境的壓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帶來更大的傷害，所以選擇不求助。”
“煤氣燈效應”
在德國“N號房”案件中，一個更關鍵的問題是：在關係已經建立、異常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受害者為何難以及時識別正在發生的傷害？
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曾提出，親密關係中的“煤氣燈”是一種通過持續操控現實感知，使受害者逐漸懷疑自身判斷的心理控製方式。在這一過程中，施害者往往借助既有的性別權力結構與不平等關係，將對現實的解釋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的電影《煤氣燈下》（Gaslighting）：主人公寶拉（Paula）在婚後不斷察覺生活中的異常，格雷高利（Gregory）將煤氣燈調得忽明忽暗，但其丈夫始終否認這些變化的存在，然後堅持告訴寶拉那是她的幻覺，並反複暗示“問題出在她自己”。在持續的否認與暗示中，寶拉逐漸失去對現實的信任，開始相信自己“出了問題”。
在鍾某和受害者的關係裏，傷害伴隨著藥物控製、意識喪失、記憶斷裂與日常互動交織。
受訪者金晴白（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曾在一位已婚朋友家中目睹類似過程——一個本應最私密、最安全的空間，卻成為操控發生的場域。作為在場者，她看到對方在日常細節中悄然製造偏差，又迅速將其否認。
在一次她在場的情況下，對方甚至當麵移動了桌上的水果擺放位置，卻依然堅持否認這一改變。
她強調，這些行為並非偶然。“他們通常不會一開始就做很明顯的事情，而是從這些最不起眼、最不容易被外人察覺的細節入手。”
“比如鑰匙、門禁卡這些小東西，本來是固定放在進門的托盤裏的，但他會時不時把位置挪開，然後反過來說，是你沒有放好。”她說。起初，這些變化看似無關緊要，但當類似的情境反複出現，對方又始終否認時，受害者會逐漸開始懷疑自己的記憶，“會覺得是不是自己記性真的不好”。
金晴白進一步回憶，這類操控往往並不集中在某一件事上，而是散落在日常生活的多個細節中。最典型的是對“已經發生的事情”的否認。她舉例說，有一次早上，她的朋友清楚記得自己已經吃過蒸雞蛋，但回到家後卻發現鍋裏仍然放著一個雞蛋。對方隨即否認她的記憶，暗示“你並沒有吃過”。
類似的情境還出現在家務細節中。她的朋友出門前曾將早餐用過的碗碟清洗幹淨，但回家後卻發現這些餐具重新出現在水槽裏，而對方堅持稱“你根本沒有洗，也沒有吃”。甚至在生活秩序層麵，已經收納好的夏季鞋子，會在某一天突然出現在鞋櫃顯眼的位置，使人產生“是不是自己忘了整理”的懷疑。
在這些反複出現的細節中，被改變的不隻是物品的位置，更是對“事情是否真實發生過”的判斷。金晴白說：“當類似的情況一再出現，而對方又始終否認時，人就會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哪一部分記錯了。”
在鍾某的案件中，受害者長期處於意識受損與記憶斷裂狀態，本就缺乏穩定的現實參照，而一旦與關係中的信任結構疊加，個體更容易陷入對自身經驗的懷疑。
數字犯罪
在德國版“N號房”案件中，對現實的不斷修正與否認，並不隻出現在一對一的關係之中。隨著影像被反複傳播、討論與再加工，受害者的經驗在數字空間中被不斷重寫，甚至逐漸脫離其原初語境，轉化為可被消費的內容。
在對該案的解讀中，韓國《N號房追蹤記》譯者葉蕾蕾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分析路徑。在她看來，這類案件的關鍵從來不隻是個體的惡。
“這個係統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個惡魔般的個體，而是一種被常態化、匿名化，甚至娛樂化的‘結構性共謀’。比如說：加害者不是少數‘變態’，而是成千上萬的‘普通人’——他們可能是同學、同事、公務員。平台提供了技術庇護，使犯罪變得低風險、高收益。司法係統長期以‘抓不到’‘處罰輕’‘受害者也有責任’為借口，事實上縱容了這種犯罪。媒體與公眾在獵奇與冷漠之間搖擺，有時無意中成為二次加害的幫凶。”
這一判斷，在德國“N號房”中同樣可以得到印證：從目前披露的信息來看，參與者並非局限於某一極端群體，而是分布在日常社會關係之中。
這種共謀，首先體現在技術條件上。
技術平台的匿名性與弱監管。Telegram的強加密、自毀消息、海外服務器等特點，使加害者幾乎零風險運作。書中多次出現加害者嘲笑“警察抓不到Telegram”的對話，這說明技術庇護是他們敢於為所欲為的核心信心來源。
長期存在的性別歧視文化。書中“火”和“丹”的個人成長經曆反複表明：從初中到大學，女性身體被評價、被侵犯、被調侃是“日常”。
與之相伴的，是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有罪論”。穿短裙、晚上出門、上傳過自拍，都被視為“給了加害者可乘之機”。司法、媒體、家庭中都存在這種將責任悄悄轉嫁給受害者的敘事，使加害者的行為獲得某種隱性的豁免。
數字性犯罪認識的代際斷層。國會議員分不清N號房和Deepfake，甚至問“難道自己偷偷看也要處罰嗎”。老一輩對數字空間的性犯罪嚴重性缺乏認知，導致立法和執法長期滯後。
“觀看者經濟”的驅動。博士房（即N號房）的收費會員製度說明：不是幾個加害者在作惡，而是成千上萬的人在付費觀看。這種需求本身就在不斷在生產新的受害者。
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德國“N號房”再次出現，這絕對不是巧合，而是一種可預測、可解釋的社會機製。
“2026年的今天，麻豆人妻性爱可以看得更清楚：隻要一個社會具備匿名平台、性商品化文化、法律監管不足、厭女結構這幾個要素，‘N號房式犯罪’就一定會出現。就算發生的國家不同，其掠奪邏輯也完全一致。所以跨國的‘N號房再現’是一種必然，而絕非意外。因此，當類似案件在德國、日本、美國等地出現時，不是‘N號房模式’被複製了，而是同樣的結構性條件在另一個語境中被激活。區別隻在於：司法反應的速度、媒體倫理的程度、公眾意識的覺醒水平不同。”
對於葉蕾蕾而言，《N號房追蹤記》的警示意義正在於此：所謂的“N號房”事件，並不能簡單看成是“韓國的醜聞”，它隻是數字時代性別暴力的一個典型樣本。
“我清楚地記得，翻譯這本書時，我就想過——這絕不隻是韓國的故事，而是每個數字化社會都可能發生的故事。2026年的今天，我更加確信——它離麻豆人妻性爱從來都不遠。任何一個社會，隻要有技術平台提供匿名庇護、有性別不平等提供思維土壤、有輕判提供僥幸心理，同樣的事情就會發生。這本書是韓國的故事，但它不是‘隻有韓國才會發生’的故事。它是一個數字時代性別暴力的預警報告。”
文｜南方周末記者 程海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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