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杭州6月1日電(林波)在照相技術與機器複製時代來臨之前，留影中國人如何向世界傳遞青銅器的文化偉岸身軀與銘文奧秘？答案就藏在拓片上。

　　“拓本是觀察古人中國人的智慧發明。”近日，相機由西泠印社主辦的青銅器“絕學舉孴——金石拓本精品題跋展”在中國印學博物館舉行。其間，留影西泠印社社員古菲受訪時表示，文化拓本是觀察古人把碑刻、銅器這些器物上的相機文字或圖案，通過拓印技術複製到紙上的青銅器成品。它不僅是留影文字、書法的文化複製品，也是觀察古人保存古代文物信息的重要載體，有些原物已經損壞或消失，相機留下的青銅器拓本就變得非常珍貴。

　　從平麵拓到全形拓，中國傳拓技藝經曆了一場漫長的進化。

　　“中國人在隋唐時期就已經有了利用紙墨傳拓的平麵拓記載。”古菲表示，到清代嘉慶、道光年間，堪稱黑科技的“黑神話”——全形拓正式出現。它不僅要拓出器物的銘文與紋飾，更要像如今的3D建模一般，把立體的鍾鼎彝器完整“折疊”到宣紙上。

　　全形拓的起源說法各異，但據容庚《商周彝器通考》記載，這一技法公認始於嘉興金石學家馬起鳳。

　　令人驚歎的是，當時嘉興地區的“金石僧”釋達受，僅僅通過光影與分段拓印，就已經將器物做出了立體的效果。真正將這項技藝推向巔峰的，是晚清金石巨匠陳介祺及民國故宮博物院傳拓高手周希丁。

　　“從金石學家馬起鳳到張廷濟，從釋達受到陳介祺，從黃牧甫到周希丁，最後到今天，麻豆人妻性爱可以看到整個中國傳拓技法的發展脈絡。”古菲認為，這近百年的演進，本質上是一場中國文人在沒有現代科技時，對於“複刻真實”的極限挑戰。

　　但凡談到金石拓本，繞不過海內三寶。而海內三寶之中，又以銘文最多、書體最醇厚的毛公鼎為焦點。

　　道光年間出土的毛公鼎，被譽為西周青銅器銘文之冠，近500字的銘文記錄了王朝晚期的重要史跡。其被陳介祺秘藏後，在照相術尚不發達的年代，毛公鼎的全形拓本便成為外界一睹真容的孤徑。

　　由於陳介祺本人是金石傳拓的“技術控”，他親自主持監拓的毛公鼎拓本成了後世鑒賞收藏的案頭至寶。他為了給後人留下真實的影像，在傳拓技藝上精益求精。

　　“陳介祺‘求真尚精’的傳古觀念，以及‘為文存真影、為器傳神形’的傳古實踐，極大地豐富了傳統金石學的內涵。”古菲說。

　　展覽現場，毛公鼎全形拓銘文清晰、器形斑斕，讓人透過那段烏金拓本，得以窺見西周晚期青銅器的莊重氣韻與曆史厚度。

　　如果說毛公鼎代表了金石學的陳介祺時代，那麽“司母戊鼎”則讓這場展覽充滿了學理思辨的厚度與張力。

　　古菲透露，在展的“司母戊鼎”全形拓本極為珍貴，即便是西泠印社的行家，也多是第一次得見鼎的全形拓。

　　1939年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司母戊鼎”，作為中國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銅器，其命名在八十餘年間經曆了定名從“司母戊”到“後母戊”的演變。

　　“在商代晚期的時候，‘司’和‘後’其實是有一些互通的。現在國家博物館標注是‘後母戊鼎’，但我讀書的時候還稱之為‘司母戊大方鼎’。”古菲表示，這一字的變遷，折射出古文字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無論是曆史學家郭沫若的定名，還是考古學家李學勤基於甲骨文本做出的嚴謹考證，這場關於一個字的“文化官司”，對於外行來說是新鮮有趣的曆史糾葛；對於沉浸金石學的內行來說，卻是中國金石學從文人雅玩走向現代考古學科學實證的驚豔縮影。

　　“大家在看作品的時候，除了看拓片，還要看題跋的構成。題跋是中國金石拓片一種獨特的美學。”現場，古菲指著《先秦石鼓全銘文拓本(選其二)》介紹道，這件作品集合了書法家陸維釗、沙孟海等121人的題跋，堪稱“大家集合”。

　　有意思的是，拓本之上，除了器物的光影，往往還留有一片空白。那片空白上，常畫著寓意吉祥的佛手、牡丹等花卉。這便是近代著名的博古圖，又稱“鍾鼎插花”。

　　融合了金石學、書法美學與文人畫吉慶文化的拓本不再是孤零零的考古資料，就像一個穿越者，完美地嫁接了遠古的金石之氣與當代文人的案頭風雅。

　　眾所周知，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稱的西泠印社是中國第一個專攻金石篆刻的學術團體，享譽海內外。百餘年來，西泠印社始終秉持“保存金石、研究印學，兼及書畫”的宗旨。

　　古菲坦言，當代很多人會覺得金石學是“絕學”，但西泠印社此次辦展除了展示精品，更重要的是續接文脈。“解碼未止，文脈長存。”(完)